引言
苏联经济史反思：生产计划下的“规模弊端”——苏联的经验还显示出在非市场经济中计划目标复杂多样性的必要和危险。产出计划必须由投入品的分配来支持，并且由于大多数工厂的产出都是构成其它工厂和部门投入品的产品，“计划”便堡现出一种对生产和分配指令的联锁的复杂多样性。
区分当前实施计划（苏联人称为adresnyi，即一项有名称和地点的命令）和长远计划（它具有而且只能具有更一般的、总计的性质）是重要的。比如，一个五年计划会包含有关诸如钢板和鞋类的某种指标，但它们不是实施性的，仍不包含由任何特定的生产单位去生产任何特定的产品的指令。
生产计划必然是由官员而不是由那些负责分配物资的人提出来的。生产一种产品如果需要十种不同的投入品，这些投入品便很可能由十个不同的官员来分配，而其中每个官员同时还负责将上述项目分配给其他使用（经济）部门，这也是明显可见的。结果便存在一种巨大的协调任务，以确保生产和投入计划在微观经济的实施层次上连贯一致。
需要强调的是，只能有限地采用投入一产出法，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仍然是汇总问题，即各种各样的投入品数量太大，以致无法详尽无遗地编入一个投入产出表。另一个原因，是与行政管理单位有关的分配（以及信息流），它们不会而且也不可能与生产指令完全相符。十足的复杂性使工作任务永远也得不到完成，并且在供给和生产计划不一致时，便会产生大量的建议和请求。因此，计划在其完成过程中需要改变，这就是固定不变的计划期望目标从未被达到过的原因。
但是，投入和产出仅仅是计划过程的一部分。劳动力、工资总额、利润、投资、国家预算支出、技术变化、原料和燃料的节约、劳动生产率、成本削减、营业额（毛值或净值）、交货合同的履行以及其它项目（如公职人员规模的削减）都可计入或已被记入强制性计划目标之列。这些内容也会相互矛盾，并与产出计划相冲突，或与用户实际所需产品的生产相冲突。仅举大量例示中的一个：产出计划在一年里发生中途变化时，资金计划或劳动计划往往并不跟着发生任何随之而来的改变；对一种未被提供投入品的生产任务，甚至有一句俏皮话说“总产值是用空气制造的”。
面对首先与计划完成相联系的评价程序，面对供给的不确定性和计划方面可能的变化，管理部门可以理解地趋向于寻求交易完成的计划（或避免接受可以证明是无法完成的计划指令的风险）和投入品的超额供应；趋向于贮备原材料和劳动力。由于知道这是管理部门最为可能的行为方式，计划者便趋向于在过去所报告的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干下去。这反过来引起小心谨慎的经理们避免“过多地”提高成绩，那样做会使他们在下一个计划期内被给予过多的任务。
技术进步，甚至无论什么样的变化，都引起了困难，这出于几种原因。首先，计划者自己将他们的指标建立在过去的成绩之上，而投入产出表（也即物资平衡）本来就是保守的，反映着过去的技术程度。第二，不论是以某种新产品还是以某种新制造方法为形式的技术进步，除了要求管理部门的权利和一个或几个计划机构的批准之外，通常还要求投入品或产出计划的变化。最后，所有革新都包含风险，而风险是得不到奖赏的。实际上，对风险的回避（无意中）却受到了奖赏。
机智的批评家沃斯伦斯基（N.Voslensky)曾经指出苏联与西方在这方面的有趣对比。在苏联，革新必须被“推广”。俄文vnedreniye一词的意思是需要努力，需要一种来自上级的推动。在西方却相反，那里有工业间谍的活动，一个人必须尽力防备竞争者得知他的革新。这种对比的根源必然是竞争。在西方，即使是在看起来已由巨大的垄断者占据了支配地位的部门里（例如化学工业），也仍然存在着竞争。在苏联则不然，许多戏剧和小说刻画了那种抵制创新、故意刁难的领导者；他们几乎没有去做其它事情的劲头，这决不是偶然的。我还想起一位捷克经济学家，他在一次谈话中被问道；“为什么资本主义垄断比社会主义垄断更富于冒险精神？”他回答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比社会主义的垄断更为垄断的了。”
一个更深刻的障碍是机械生产的分散和不配套。许多机械和工具是由众多不同部之下的企业制造的，所有这些企业还从事各种其他的生产活动。这种情况既适用于工业设备，也适用于电冰箱之类的耐用消费品，还适用于许多种类的农业机械。这里仅举一例，在年，原材料处理设备是由35个全苏与共和国的部之下的家企业制造的！对于无法更换零部件、缺少适用的标准件和缺少对质量或技术改善责任的任何清楚的界线，存在着许多的抱怨。
黑因曼（S·kheinman)所作的讽刺的分析，告诉我们许多关于苏联机械生产与设计中的无效率和浪费；关于生产以及维修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分散和不配套程度，这在机器和熟练劳动力的使用中造成了低效率；以及关于部件的高成本和设备的低劣质量。这一分析同许多类似的批评文章一道，有助于解释苏联大规模进口现代技术的需要。
实际上，管理部门被置于一种不正常的地位。一方面，它的任务是完成被假定为体现着社会需要的计划指标；另一方面，这些计划又经常是不一致和模棱两可的，而无论怎样，管理部门本身的打算影响着它所接受的指标。一位匈牙利经济学家曾说过：“许多命令是由它们的接受者起草的。”所以管理部门实际上处于一种作出全部决定的地位，而它的成绩却是按照计划的完成来评价的，并且管理部门还要因此被迫运用其权力证明按照计划的成功的指标来衡量，它是成功的。这常常有损于质量和对用户需要的满足。
一位苏联作者曾测算一年之中在各级层次上确定的计划“指标”共有-万个，其中在中央确定的有2.7-3.6万个，并且这些指标的70%涉及物资分配和供给。所有这一切同特别是苏联的因素是怎样的关系呢？困难和拥曲无疑是规模的后果，是规模不经济的各种表现。正如在论述马克思的章节里所指出的，事实遗憾地曾经是（在某种程度上仍是）：马克思主义者大大地低估了集中计划的复杂性。巴罗内（Barone)和米塞斯（Mises)可算是已经清楚地看出了真正的困难，并且正是一位东欧的经济学家曾说过，在未来的社会主义联邦里，很可能为米塞斯竖起一座雕像！那些认定计划制度的扭曲是由于官僚主义和缺乏民主的人，将问题本末倒置了。
在假定目标是用计划取代市场、行政性资源分配取代贸易、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的情况下，中央控制是一种客观必要。在既定的巨大的复杂性之下，人们需要一个复杂的官僚组织作出大量的有内在联系的决策，这些决策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民主投票表决的问题。在任何社会中，一个被选举出来的议会都不可能根据票比73票来决定往哪里分配10吨皮革或是否追加生产吨硫酸。
这并不是否认存在着那种必须民主地制定的经济政策决策。集中计划的职能逻辑与等级式地建立起来的专制主义一党制类型紧密联系在一起。对这一命题是可以作出论证的。因为国家的生产和分配机构行使着巨大的权力（只要每个人都如此地依赖于国家，便不存在相抗衡的权力），同时还因为大部分国家职能已转变为经济的和管理的职能，而且对于管理者来说，似乎有一些非常充分的理由来解释这些高度复杂的职能为什么不应当被群众反复无常的投票表决的无法预见性所搅挠。
而那些把这些问题归因于异化的人，必须正视这一事实：决策是在远离普通人民的各级层次上制定的这也是一种规模不经济。这种隔离起因于中央计划和一个没有市场的经济的真正本质，这已被最终地证明了。
结语
等级制度也是如此，它的出现是由于决策的制定也是等级的，但它还有更深远的社会影响，包括制度化特权的出现。这就是一个免除了上述缺陷的社会主义模式为什么必将建立在经济单位间的直接联系上的原因，即建立在商品生产、交换之上，具有某种市场形式的原因。我认为，苏联经验在这一点上是具有结论性的，尽管人们决不应该忘记外在的节约与不节约因素仍然会不易察觉地保留在中央以下的各级层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