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CNKI知网再度因为定价问题陷入舆论风波之中。起因是近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一封4月8日的邮件截图在网络上流传——内容为“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正考虑通过维普期刊数据库和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对CNKI数据库形成替代保障”——随后该中心发表声明证实。（相关报道可见新京报公号4月20日文章）而知网此番争议距离上一次还不到半年，年12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诉知网成功，此前赵德馨发现知网擅录其多篇论文却并未支付稿费，并在年8月选择起诉维权。但胜诉后，赵德馨表示，知网下架了他全部论文。
如果将时间拉长还可看到，在过去十年，北京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都曾因续订数据库的费用持续上涨的原因，宣布停用过知网，不过最终基本都恢复了订阅知网。
同方知网年至年毛利率变化。（资料来自同方股份财报）
在知网引发的众多舆论中，为数不多“没有负面”的一次是年2月。当时，演员翟天临在直播间的一句“知网是什么东西”（并且讲完后强调了一次）使其学术能力遭到质疑，该事件成为导火索，在这之后，翟天临博士学位被撤销。在中国，知网堪称是最为重要的学术数据平台，写学术论文不识知网，可能就像现代人办公不会用word一样令人匪夷所思。而这也恰好反映了知网巨大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
如今围绕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声明，网络、媒体和学者们都对知网的定价和版权争议提出各自的看法、分析，强调知识基础设施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其实，在一个人们所谓“知识爆炸”的年代，知识的昂贵依然是一个普遍现象。尤其是在知识普遍数字化的今天，大型学术数据库对学术资源进行垄断并攫取超额利益的现象，不止困扰着中国的知识界。而与之相对，“打破知识的墙”的相关行动也在持续发展中。在疫情仍在持续的背景下，线上获取知识的需求空前高涨，这也被许多人看作是加快“知识开放”步伐的时机。有关知网争议的解决方案，各界已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通过观察各国知识开放的实践和争议，或许会对我们思考数据库时代的学术知识传播有所助益。
数据库不断增长的权力：学术资源数字化进程的必然产物？
某种程度上，中国知网当下陷入的争议与其建立的初衷是相悖的。年，知网的建设是“以全面打通知识生产、传播、扩散与利用各环节信息通道，打造支持全国各行业知识创新、学习和应用的交流合作平台”为总目标的。而如今，“侵权”和“定价高”却成为知网历来最常出现的两类争议点。
电视剧《围城》（）剧照。
《南京大学学报》原执行主编朱剑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2期发文，就专门提及，由于中国学术期刊体制下学术期刊不成体系的结构和分散的布局，使得聚合性的学术资源平台构建极为困难，知网得以全面接过学术资源数字化传播的渠道，从而形成某种对学术资源的垄断。学术资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也实现了一种闭环——学者和学生们写作的论文被知网收录，但不仅无法收到报酬，自己下载论文却需要付费。
然而，知网是目前国内几乎唯一能同时提供期刊、硕博士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年鉴全文的数据库，且能提供查重等服务，在市场中处于极为优势的地位。这也导致即便研究者对知网存在的问题有怨言，却也难以“绕开”知网从事学术研究。
在美国，国际学术期刊出版商巨头爱思唯尔（Elsevier）面临的争议与知网的类似。年，加州大学系统——包括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戴维斯分校在内的几个主要校区都宣布放弃订阅爱思唯尔的期刊，尽管为这些大学工作的名科学家生产了在美国发表的所有学术研究论文的接近10%。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馆长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爱思唯尔拥有大约种学术期刊，其文章约占全球研究产出的18%。这些巨头级别的数据库使得学者和学生如果希望读到自己辛苦发表的成果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成本，“就像修一条公路时，工人不但领不了工钱反倒要倒交钱”。而加州大学系统的暂停订购则是对这一现象的反抗。
爱思唯尔（Elsevier）创办于年，图为logo。
据VOX年的报道，年爱思唯尔的收入增长了2%，达到32亿美元，其负责全球发展政策的高级副总裁GemmaHersh也表示，该公司的净利润率为19%，是同年流媒体网站网飞的两倍多。这篇报道文章也提到了许多大学图书馆的职员对这些数据库巨头收费上涨的担忧。由于这些数据库普遍采用捆绑的销售策略，大学经常会订购一些几乎从未有人访问的期刊，比如弗吉尼亚大学年的数据就显示，尽管该大学向SpringerNature购买了近种期刊，但其中有种从未有人访问过。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图书馆职工ElaineWestbrooks更是表示在这些期刊上的付费给图书馆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甚至影响了用于教学的投资。
学术数据库存在的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学术资源数字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在17世纪，伴随着印刷业的兴起，学术知识传播主要由小型的科学协会出版的期刊承担，例如伦敦皇家学会的会刊。这些期刊依赖邮件分发，“那并非一个利润丰厚的行业”。美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历史学者AileenFyfe表示，根本性的转折点发生在二战后。“期刊意识到图书馆的订购能制造比单个学者的订阅更多的费用……同时冷战时期的美国大学拥有充裕的研究资金”。期刊的整合与规模化也在年代迅速地进行，并形成了一个由少数出版商控制的市场。
斯普林格（Springer）以出版学术性出版物闻名于世，它是最早将纸本期刊做成电子版发行的出版者之一。
VOX的另一篇年的文章提到，到了年代初，Elsevier、Wiley-Blackwell、Springer和TaylorFrancis上收录发表的自然、医学和科学类的文章，就已经占到了这些类别全部文章的五分之一。此后，互联网的全面普及曾经被视为降低期刊阅读成本的机遇，然而Fyfe表示，“这些平台并没有采用匹配传播方式的业务与定价模式……从90年代后期开始，出版商越来越多地推广捆绑销售数据的模式”，大学不得不持续付出高昂的代价来购买这些“期刊集”。
并未停止的“开放知识”运动：版权问题与全球学术公平
与学术资源的垄断与集中化相对，有关“开放知识”（OpenAccess）的实践旨在打破这些被学术出版商构筑起来的知识围墙，更好地实现知识的传播。这方面的代表性尝试近些年也经常被报道。年，英国数学家威廉·高尔斯（WilliamGowers）就曾发表文章号召学界同仁抵制爱思唯尔，彼时云集景从者众，以至于高尔斯索性在年推出了一本可以完全免费访问的数学期刊。在硅谷工作的泰勒·内伦（TylerNeylon）更是受其启发创建了一个名为“知识的代价”（TheCostofKnowledge）的网站，引来万名科学家签名抵制爱思唯尔。年，除了加州大学系统的反抗，爱思唯尔旗下的《计量情报学学报》（JournalofInformmetrics）的整个编辑部辞职，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MITPress）创办了一本全新的开放获取期刊《量化社会科学》（QuantitativeScienceStudies）。
在此类运动中，开放论文获取网站Sci-Hub无疑是最受人